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浩瀚湘江--有一种情怀叫忧乐(3)

发布日期: 2012-03-02 09:47:48 作者: 来源: 浏览人数: 84
[摘要]
        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在一条江航行到永远,这个人一定是屈原,而这条江,一定是汨罗江,然而当我伫立在平江杜甫墓前时,我相信,他是死在汨罗江的,他的灵魂也将在这条江航行到永远。他用死接续了那个关于灵魂的寓言,用死延续了那种伟岸而高大的人格,他与屈子让我们在世界之内有了一个坚实的底部,这个坚实的底部就是忧乐。
有一种情怀叫忧乐
他独占一个永生的日子
又要上路了,沿着湘江行走,当我从汨罗江口右拐时,我知道自己终于接近那条诗意忧伤之河了,寒风虽微,但却刺骨、刺心。天,是苍茫的,不同人语;地,是幽寂的,荒草遍地;河,是澄澈的,蕴尽灵性,眼前的一切都是瘦的,冬天是季节之瘦,荒芜是大地之瘦,失落是感觉之瘦,古道西风瘦马,瘦成了千古绝唱。无数的意象向我袭来,我觉得那个高贵、失落、漂泊的灵魂应该属于冬天,属于瘦,可他却选择了草木纷飞的五月五日,独占了一个永生的日子,用自己的高洁擦亮炎黄的历史,并使之成为民族精神的底色。
岸与岸对峙着,永远走不拢才叫河,枯水季节的汨罗江,野渡无人,可我到处都能读到粽子和菖蒲。因为这是片诗人的水域,诗人用楚辞打捞一个渐渐沉没的朝代,殚精竭力之后,诗从骨头里流出,陷入绝望的颤抖,这里也成为了他最终的归宿。也许很多人在此遭遇过屈子,当年他在江畔沉吟行走,总是迷醉于那清纯高洁的芷兰,其实他本身就是一棵芷兰芳草,缀满江畔,飘逸的清香,最香的几缕被人称作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、《天问》……
站在今天,回望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夏天,一个人与一条江的约会似乎早已注定,生与死早已不是问题,因为生已不如死,蛾冠、束带、长剑、云履,一生爱美的诗人想让自己死得好看些,因为他见多了人死后的惨状,所以他选择了永沉江底,让那些迟到的人民想捞也捞不起来,然而捞不起的是尸体,永生的则是灵魂。
今天,在汨罗江畔的玉笥山上,屈子祠里,碑林里,高洁的灵魂早已在袅袅的香烟中,升华为坚硬的雕像。朝代更替,春秋沉浮,雕塑已显得斑驳沧桑,他仍满面愁容与忧伤,两千多年了,岁月之河,时光之水,仍无法冲淡他的忧伤。蛾冠、束带、长剑、云履,但长剑永远都没有出鞘,仅仅是个饰品而已,我知道,文人之剑,永远都是没有力量的,有力量的恰恰是他柔软的灵魂。

他就是《战国策》中的“有人”
对于流放,我的理解曾一度十分简单,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很浪漫的刑罚,无非就是不让你回家,就像学校放假一样,只要不呆在学校,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然而,我低估了这种变相的流刑给屈子带来的那种精神上的苦役,它的痛苦如同漫长的凌迟,一刀一刀的割,血不会一下子流尽,伤口却永不愈合。湖湘大地第一次有记载的流放,就让屈子克死他乡,再也没能回家,甚至连“渔父”都调戏、讽刺他。
其实,那个时代的屈子,并不如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么光鲜,在先秦典籍中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。直到今天,才有人独具慧眼在《战国策·楚策一》“张仪相秦谓昭睢”一节中,考证出该段文字中的“有人”即是屈原,从而证明了先秦确有屈原其人。但这也恰好证明了屈原在先秦无名望无影响,以至《战国策》中以“有人”来代称他。如果没有他精彩绝伦的楚辞,他极可能淹没在历史的尘沙之中,连同他的痛苦、不幸与委屈。
然而,如果简单的把屈原当成一个文人是错误的,至少他没把自己当成文人,对于他来讲,文字只有很小的意义,他本就没想过会以文字名世。他还有更大的抱负,他充满了入世与救世的热情,渴望为日益衰落的大楚帝国寻找到一条摆脱现实困境的出路。这个出身贵族,世代在朝为官的“官二代”子弟,从出生就带着一种天生的高贵与优越感,当他二十岁行冠礼作《橘颂》时,他是何等儒雅自信,前途远大,这似乎是一种非如此不可的远景,然而,当我们溯源历史时,孔孟等人的二十岁则还在社会底层挣扎,受尽白眼与辛酸。
政治或诗歌,他都不能写实
少年得志,善于辞令,纯洁无瑕,身世不凡,甚至天真浪漫,这样的性格与环境很容易让人产生幻觉,于是至善至美的古圣贤成为了屈子的榜样,甚至到了非如此不可的地步。其实当他批评、指正君王的时候,他的悲剧就开始了,然而他并不知道,那些所谓的至善至美的古圣贤本身就是一个骗局,是后人世代所集聚的意象与美好,这种意象是不能与现实并存的,因为至善至美便不能宽容。
于是,当令尹子兰、上官大夫靳尚和君王的宠妃郑袖等人,收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,不但阻止楚怀王接受他的意见,并且使怀王疏远他时,屈原是无法面对这种失败的。在失败面前,他不能沉默,不能隐忍,不能迂回,他怒形于色,他呼喊、叫屈、指责、抗争,然而他得到的是更大的打击与蔑视,是别人,甚至亲人对他的彻底失望、绝望,于是他的命运“杯具”了,注定流放了。
作为一个个性极强,意志极强,脾气极坏,极自尊的人来说,流放这种刑罚是残酷的。当这样一个人行走在汨罗江畔时,他一定是忧伤的,痛不欲生的,即使走路,也是自言自语的,于是文字成了他“发愤以舒情”的出口。但他仍然是矛盾的,生活于现实,渴望于虚幻,也许只有这样的人,才能写出《九歌》和《九章》这样相互矛盾,水火不容的辞赋。
《九歌》是他生活以外的作品,体现的却又恰恰是他内心的柔情,他本应生活在“九歌”的境界中的,他本应是“九歌”中的人物:浪漫、多情、敏感,诗意纵横,文采斐然。《九章》是他生活的记录,却又是他内心最无奈的境遇。《九歌》和《九章》是水火不相融的两个世界:一个柔情似水,佳期如梦;一个炼狱之火,死去活来,屈原就挣扎在这两个世界之中。一个最柔情的人碰到最冷酷的现实,最纯洁的人落在最肮脏的泥塘,一个如此遵循心灵真实的人不得不应付现实的虚伪,一个如此热爱真理与正义的人,却得不到真理与正义的庇护。
性格决定命运,无情操与性情的“诗人”往往成为政客,富于理想的政治家则往往成了真正的诗人。屈原就这样由失败的政治家变成了卓绝百代的诗人,而且是一位浪漫的诗人。他无论是在政治上,还是在诗艺上,都不可能是写实的。
流放与漂泊,他和屈子一样
屈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这条河一直在忧伤中沉默,当那一叶孤舟漂来时,这条江河的忧伤更深了,因为孤舟上所承载的是一个更加瘦小、孱弱的灵魂,他的名字叫杜甫,一位从儒家文化土壤中直接生长出来的诗人。流放与漂泊,他和屈子一样,被体制内的丛林法则所淘汰,当然这种法则与自然界的忧伤劣汰、弱肉强食不同,反倒是最优秀、最正直的人最先被淘汰出局,越是那些善于投机、人格低下的伪小人越是如鱼得水,风光无限。
 此时正值寒冬腊月,冬未尽,春未来,一切都显得沉寂而消瘦,走过的岁月越多,有的人越胖,有的人越瘦,杜甫就是一个越走越瘦的人。然而当我们摊开他所有的文章时,我们会意外的发现,那些悲苦的文字里却有一个平朴而壮实的灵魂。
现在,他终于来到这里了,在路过沉沙港时,他似乎看到了千年前那个圣洁的灵魂。瘦骨嶙峋,病痛缠身,饥寒交迫,文人和水好像永远都有一种宿命式的联系,宿命的伤感完全占据了他的胸膛,一生漂泊无依,他知道他要死了。此刻,他觉得死与屈子的死如出一辙,当生不如死的时候,死其实是一种解脱。
如果把唐诗比作一支交响乐,那些充满才华的诗人们每个人都奏出了属于自己的乐章,陈子昂的悲慨,王昌龄的雄浑,李白的飘逸,杜甫的沉郁,刘禹锡的清俊,柳宗元的简淡,白居易的轻俗……无疑,李白是这场交响乐中飞扬最高,飘扬最远的一支。杜甫呢?所幸有了杜甫,他为这支队伍压住了阵脚。这个以“老儒”自称的老头,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儒家所标举的理想人格——人饥己饥,人溺己溺。这种伟大的人格,因为有了杜甫的诠释而洗去了“腐朽”的铅华,光彩照人,令人神往。诗歌之外的杜甫显得愈加巍峨高大,辉耀照天。
杜甫死了,不知是谁掩埋,却一下子筑起了好几座坟墓。不管真伪,杜墓都是老百姓在心里筑起来的,每一块墓碑上都铭刻着他们心中的诗人。当我伫立与平江杜甫墓前时,我相信,诗人是死在汨罗江里的,他用死接续了那个关于灵魂的寓言,在延续那种伟岸而高大的人格,他与屈子让我们在世界之内有了一个坚实的底部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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